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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这里所讨论的法学体系之中的法理学的作用主要是指法理学与各个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

而只有在实在国际法能够令每个国家各得其所的情况下，才能被称之为正义的国际法，因为正义要求每个国家获得其应得的自由权利以及其应尽的对国际社会的义务。按照各得其所对社会主体共性的照顾，只要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主体，就应当享受到有序社会的自由与安全。

最为关键的是，儒家的各得其所不是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而只是正名后的必然结果，是和谐的礼法制度作用之下的副产品。凯尔森认为，正义应当就是把某个一般性规则确实地适用于据其内容所应当适用的一切案件，正义应当意味着忠实地适用某一实在命令以保护其存在，正义应当就是指合法条性（legality）。随着法律实践的变化，自然法学派与实在法学派的论争愈演愈烈，部分学者的正义观产生了转变和深入发展。基于不同的禀赋和成绩，不同主体的具体所得不同。现代的新实在法学派希望把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从法律科学中清除出去，正义当然也属于被清除的对象。

并且，各得其所调整的对象，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拟制人。一个社会主体实现多大的社会价值与自身价值，也是不能预设的，这取决于该主体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实践中有多大贡献，就有多少相应的价值。——此即法学的严谨的历史方法。

再譬如，中国现代法治注重共治或综治，这样的法治技术，在传统中国的早期就开始萌生。在传统中国，民惟邦本主要是作为政治德性准则而存在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是一座突然降临的飞来峰，它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也。

中国现代法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治？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譬如说，富勒立足于西方传统，把欧美现代法治的相关要求概括为：第一，法律具有一般性，可以将此表述为一般性要求。（二）作为法治德性准则的人民至上及其文化渊源 如果把法治德性理解为让法治变得更好、让法治性能变得更优的品质，那么，现代法治建构的中国方案关于法治德性准则的选项，就是人民至上。

譬如，在清代晚期，魏源作为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代表作《默觚》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学篇，下篇即为治篇。透过马克思的批判（详后），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推论：历史法学派已经把历史意识内化成为自己的理论自觉。然而，所谓管不管用，本质上就在于：能不能实现善治，能不能改进国家治理。进一步看，党作为这种先锋队的性质，又是如何转化成为党的领导权的？对于这个问题，葛兰西的解释颇有参考意义，他说：从前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变成不同的‘政党，互相对峙和冲突，直到其中一个或至少一种联合开始盛行、占上风、并在社会中传播——不仅带来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产生各种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风行的斗争不是建立在团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基础上，从而造成某个基本社会集团对一系列从属社会集团的领导权。

譬如，墨家反对厚葬、主张节俭，这种观念在中国现代法治中的投射，见于中国宪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建构中国现代法治 数十年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历史意识，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法治建构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选项。这种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既是现代法治建构方案中的一个选项，其实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物。倘若超越王充关于法度的两分法，倘若从更宽的视野中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法治，都有其特定的德性准则，亦即特定的法度之功。

其实践要点，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加以阐明。皋陶先讲德性对于改进国家治理的意义，然后提出德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两个要点：在知人，在安民。

党章中的这项明文规定，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提供了正式的制度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建构方案始终都镶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如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选举办法，人民群众在选举法治领域内的这些创造，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三）现代法治改进国家治理的可能性 在功能定位上，中国现代法治立足于面向国家治理，旨在改进国家治理。社会共同体内不同部分或不同群体之间，因为利益诉求不同或价值立场不同，难免形成分歧，进而酿成矛盾，甚至造成冲突。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最高的统治者。这就是说，党对法治的领导，具体体现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

关于党的组织制度与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十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一）面向国家治理的法治功能定位彰显了中国现代法治的中国特色 如果比较中国现代法治与西方现代法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差异。

1980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员会。《汉书·薛宜传》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

至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则可以从三个层层递进的环节予以分述。其中蕴含的对国家与法的起源的强烈关注，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

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可能，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必须打造凝聚社会共识的基础平台，以便在这样的平台上寻求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这个学派既然被冠以历史法学之名，就表明，这个学派已经形成法治历史意识的法理自觉。尊重人民在法治领域的创造，建构为人民服务的法治，都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诗假乐》云：‘宜民宜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反复强调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

从历史经验来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换言之，只有始终代表先进知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才可能成为先锋队。

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法治 党的领导 人民至上 国家治理 传统文化 。（三）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在法治实践中的运用 人民至上的法治德性准则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广泛的实践空间。

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已经指出：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因此，根据这一理论，籍由历史，‘普通法和各邦的地方性法律才会成为真正有用而不可辩驳的权威。

这样我们就从种类上说明了德性是什么。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

概而言之，关于法治功能的这个定位，相当程度上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在不同时代，关于共治或综治的表述与实践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各种规范、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以之完善国家治理，以之建构一个良善的文明秩序。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现代法治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然而，和谐却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固有观念。